深圳口述史 | 谭耀宗: 参与基本法起草 推动形成湾区创业潮

在漫长的岁月里，我从一个为生活奔波的务工者，成长为香港过渡期事务的积极参与者。我非常关注深圳的发展，因为深圳的每一次蜕变，都为香港带来新的机遇，而香港回馈给深圳的，是资金、技术与经验。当香港的优势与深圳的创新基因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潮汐中交融，“一国两制”便激荡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

谭耀宗

1949年12月出生于香港，籍贯广东惠州，现任“香港再出发大联盟”秘书长。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香港立法会议员、香港民建联主席。

壹

1985年，我被劳工界选为立法局议员。期间，我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的起草工作，这是我一生都感到荣耀的事情。

被父母亲的家国情怀深深影响

1949年12月，我出生在香港，祖籍广东惠州。我的父亲是一位海员，虽然奔波在外，但一直怀有强烈的爱国情怀。我的父母亲常常提醒我，无论走到哪里，都要记住自己是中国人，这种家国情怀深深影响了我。

上世纪60年代，我第一次来到深圳时，这里还是一个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小城镇。那时的深圳只有几条狭窄的土路，两旁种着笔直的树木，商铺稀少，华侨服务旅行社是当地接待港澳同胞最好的场所，很多时候我会到深圳戏院观看被港英禁播的电影。那时的深圳虽不繁华，却让我感受到毗邻香港的独特活力。

从务工者到工联会副理事长

由于家庭的经济一直比较困难，五兄弟姐妹我是老大，我要照顾年幼的弟妹，所以很早就出来工作了，没能完成中学学业，更没有机会念大学。

初入职场时，我在一家大型的百货公司橱窗陈列部任职，同时马上参加了工会。这段经历成了我的政治启蒙：工会为了帮助会员减轻负担，设有廉价饭堂，这让我接触到更多工会骨干，渐渐成为工会的积极分子，1982年，我当选为工联会副理事长。因为工联会是总工会性质，这也让我后来有机会代表整个劳工界参与了基本法的起草。

参与起草基本法

1985年，我被选为劳工界功能界别立法局议员。其间参与了基本法的起草，这是我一生都感到荣耀的事情。

《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港英政府首次开放功能界别选举。作为工联会代表，我以35岁之龄成为立法局劳工界议员。由于我是一名民选议员，在探访工会的时候，我可以更专注倾听基层声音——在各种场合，不同行业的工会代表、工友都向我反映行业内的各种问题，包括改善福利和工作环境等等。

不久之后，中国政府开始筹备制定在香港具有宪制性文件地位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当时，我正在英国进修。期间，我接到电话通知，对方告知我被委任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委员，这出乎我的意料。

基本法从起草到颁布，整个过程开放、透明、严肃而又缜密。每一章、每一条、每一字，甚至每个标点符号都经过了香港和内地起草委员们的深思熟虑和激烈讨论，也广泛凝聚了香港社会的共识。

从1985年7月到1990年4月，基本法的制订历时4年8个月。在此期间，起草委员会共举行了9次全体会议、100多次小组和专题会，在香港和内地进行广泛咨询，基本法才最终出炉。

1996至1997年过渡期，香港临时立法会的会议要在深圳召开。我们借用了深圳华侨城的会议室，每周六举行会议，为确保香港平稳过渡在法律方面做准备。

基本法条文虽不算多，但起草历时近五年，主因是不仅起草委员会自己要关起门来研究草拟，亦向香港全社会开放讨论、鼓励大家提建议，于是有了推动全民参与的基本法咨询委员会。起草委员会亦尽量公开每次开会内容，与民间不同看法持续互动。

这样的立法方式，香港一直延用到现在。

▲谭耀宗（左二）在深圳华侨大厦参加活动。

组建民主建港联盟

1992年，我们觉得香港未来要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需要治港的人才。为了团结、培养人才，我和陈婉娴、曾钰成、程介南、叶国谦等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组建了民主建港联盟（简称“民建联”）。

联盟成立的时候，虽然香港还处于港英管治之下，但是民建联已经旗帜鲜明地提出要爱国爱港，团结香港社会各阶层。

2007年，我担任民建联主席，带领该党经历了多场选战。那段岁月充满挑战，尤其是在1997年之前，工作环境尤为艰难。每一场选举，我们都全力以赴。许多政策和事件，都会对选举产生直接影响。作为高举爱国爱港理念的政团，我们承受着较大的压力。既要争取议席，也要确保我们的立场得到充分体现。

▲香港民建联九龙东支部（妇女组）深圳交流团。

贰

随着两地居民的往来变得更加便捷，越来越多的香港居民选择到深圳居住、生活和消费。

基本法起草期间的深圳印记

建言优化便利通关

上世纪70年代，从香港经罗湖口岸来内地时，常要面对这样的场景：火车在罗湖火车站停靠后，旅客需带着大包小裹下车步行过关。当时的边防检查人员人手短缺，每逢节假日，狭窄的通道便挤满拖着行李的港澳同胞，队伍常常蜿蜒数百米。

这种状况源于当时特殊的边防管理体制。负责查验证件的是边防战士，缺乏专业出入境管理人员，轮班制度也不完善。遇到节假日客流高峰，战士们不得不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十分辛苦，但依然难以缓解巨大的人流压力。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深港交流呈现爆发式增长，人流、物流大幅增加。1989年，我作为民建联创会副主席，与立法局议员们组成调研小组，系统梳理出了深港过关的几大症结。我们联合香港工会联合会等爱国爱港团体，向深圳有关部门提交相关建议，核心诉求是：专业化、常态化、扩容化。

这份建议书得到时任深圳市领导的高度重视。不久之后，两地开放的口岸变多，火车班次和人手也逐渐增加，通关弊病大大改善。

深港民间交流愈发频繁

随着两地居民的往来变得更加便捷，越来越多的香港居民选择到深圳居住、生活和消费。深圳为香港居民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生活选择，较低的生活成本、优质的住房、便捷的生活设施等。我关注到很多香港的退休长者选择在深圳养老，享受舒适的生活环境。

同时，深圳也在不断完善对香港居民的服务，在教育、医疗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方便香港居民在深圳生活。例如，一些学校开设了香港课程，满足香港学生的教育需求；医疗机构也为香港居民提供了便捷的就医服务。

叁

当前深港合作已突破传统模式，正朝着制度创新与要素自由流动的方向迈进，这既是“一国两制”优势的体现，也是国家发展赋予香港的新使命。

香港“超级联系人”作用日益凸显

作为香港回归历程的参与者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推动者，我始终认为香港的“超级联系人”角色正在经历从单一桥梁到深度协同的强化。

在深港合作的早期，许多香港的企业看中了深圳的土地、劳动力等资源优势，纷纷在深圳投资设厂。当时，大量的港资企业在蛇口等地落地生根，为深圳的工业化进程注入了强大动力。这些企业不仅带来了资金，还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培养了大批产业工人和专业技术人才。同时，深圳也为香港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实现了互利共赢。改革开放初期，我常往返于深港之间，亲眼目睹了深圳从一片黄土到高楼林立的巨变。这种变化让我深感震撼，也让我更加坚定了推动深港合作的决心。

随着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的兴起，这种合作进一步升级。深圳在电子信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而香港在金融、贸易、航运等方面具有优势。两地开始在科技创新与金融服务等领域展开深度合作。

▲谭耀宗（中）在深圳交流考察。

例如，深圳的一些科技企业通过香港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实现了规模的快速扩张。香港的金融机构也积极为深圳的科技企业提供服务，助力它们走向国际市场。我在推动这种合作的过程中，积极参与各种交流活动，搭建沟通的桥梁。组织香港的企业家、金融界人士到深圳考察交流，让他们深入了解深圳的科技产业发展情况，同时也邀请深圳的科技企业负责人到香港，介绍企业的创新成果和发展需求。通过这些活动，促进了深港两地在科技金融领域的合作项目不断落地。

向制度创新与要素自由流动方向迈进

当前深港合作已突破传统模式，正朝着制度创新与要素自由流动的方向迈进，这既是“一国两制”优势的体现，也是国家发展赋予香港的新使命。

为打破人才流动壁垒，我们创新“科研人才白名单”制度，实现深港科研人员“即走即检”通关，香港科学园深圳分园已汇聚50余家科创机构。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大学等高校在深圳设立多个合作办学机构及研发平台，正形成“书院制+产业学院”的特色体系。港大深圳医院的“双导师制”培养模式，让学生同时获得两地执业资格，这种教育融合已延伸至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前沿领域。

前海成深港协同创新“试验田”

随着深港合作进入新的阶段，前海的作用愈发重要。目前前海已经形成了“香港研发+深圳转化”的独特模式。

作为香港回归历程的参与者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推动者，我始终关注香港青年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机遇问题。在青年人才流动方面，前海通过“1510模式”（1元入驻孵化、5亿元基金支持、10万平方米产业空间）、专项补贴（如每月最高8000元就业补贴）及税收优惠（如企业所得税15%）等组合政策，形成对港澳青年的梯度支持体系。

截至目前，仅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中就已累计孵化香港团队超700家，若以平均每个团队3~5人估算，覆盖香港青年约2100~3500人。此外，大湾区已形成以广东省“1+12+N”为核心的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体系，覆盖深圳、广州、珠海等多个城市。

肆

如今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已集聚一百多个高端科研项目，香港5所高校的研发团队在此实现技术产业化，这正是我们期待看到的“香港研发+深圳转化”新范式。

通过“香港再出发大联盟”凝聚社会共识

2020年，董建华、梁振英两位全国政协副主席发起“香港再出发大联盟”，我担任秘书长。通过动员1500多名各界代表加入，希望以最大公约数凝聚社会共识，为香港找寻新的历史坐标。

这个数字背后是深思熟虑的战略考量：他们是社会的缩影，覆盖工商金融、专业、劳工基层、青年、社团、宗教等各领域人员，代表性很强。成立初期，大联盟向全港市民发放130万份口罩，组织企业签署《保就业公约》，成功推动1200家企业承诺疫情期间不裁员。

制度红利催生粤港澳大湾区新动能

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如同破茧的蝴蝶，以深圳速度惊艳世界。从“数字湾区”建设实现三地政务数据互通，到前海率先建立跨境法律服务体系，制度创新的红利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动能。

反观香港，我们曾错失科技转化的黄金机遇。历史教训告诉我们：科技创新不能止步于实验室，必须打通“科研-转化-产业”的全链条。如今，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已集聚100多个高端科研项目，香港多所高校的研发团队在此实现技术产业化，这正是我们期待看到的“香港研发+深圳转化”新范式。

从橱窗陈列师到湾区建设者，从立法会辩论厅到前海创业谷，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从一个为生活奔波的务工者，成长为香港过渡期事务的积极参与者。深圳的每一次蜕变，都为香港带来新的机遇，而香港回馈给深圳的，是资金、技术与经验。当香港的制度优势与深圳的创新基因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潮汐中交融，“一国两制”便激荡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

口述时间

2025年4月3日

口述地点

深圳市政协前楼

本期采写

深圳晚报记者 成功 王新根 唐文隽